郭万仕 ：美文美图苑

 闲话“四大奇书”与’四大名著”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·郭万仕·

   〔1〕、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“四大奇书”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。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古典长篇小说，都产生在明代，“四大奇书”之称也出现在明代。

  说它“奇”，是明代人的感觉。中国小说史虽可追溯到魏晋时期或更早，但长篇章回体小说的产生却是在明代。《三国》是第一部用小说体阐述历史的作品；《西游》是第一部魔怪、神怪或童话长篇作品；《水浒》是第一部描写平民造反的作品；《金》则是第一部由文人创作，专供消遣品读的作品。这些个“第一”，在明代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，也是和“正统文学”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，明人就称之为“奇”！

   但到了近代，特别是现代，“四大奇书”就蜕变为了“四大名著”了。不仅是名称的变化，内容也在变，将《金瓶梅》剔除，加入了清中叶才出现的《红楼梦》。我想这大概仍是正统思想在起作用。

  据考证，明代中后期，由于经济发展，生活安定，王朝日渐没落，社会上淫风盛行，所以会产生像《金瓶梅》这样放肆的描写两性性行为的作品，并被文人所接纳——否则就不会称之为“奇书”了。

  但到了清军入关，新王朝正处于上升时期，就绝对不会允许这种“诲淫”之作继续流行，所以《金》书便被长期禁锢，直到现在。而现代人为了补足这个“四”数，就将《红》加了进去。

   其实，这种归纳实在是太表象化了，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个划时代的“分水岭”，那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产生。其前其后的作品，在创作形态、内容质地、读者取向上都截然不同。

  有大量资料证明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等作品都是经过了民间杂剧、曲艺、说书、话本等形式的长期积累，才由文人收集、整理、创作而成的，它的受众更多的是面向了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。而《金瓶梅》以及受它影响而出现的《红楼梦》，则是纯粹由文人创作，供文化人——致少是读书人阅读欣赏的作品。可以说《金瓶梅》开启了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境界。

  现在许多人都大谈《红楼梦》如何如何伟大，而绝口不提《金》对它的影响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，致少在艺术手法上，《金》对《红》的影响、启迪是显而易见的。

  所以，不管是“四大奇书”也好，“四大名著”也好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是一类小说，姑且把它们称为“说讲小说”（因其缘起于说书人的话本）；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又是另一类小说，姑且把它们称为“阅读小说”，绝不可以混为一谈的！

  〔2〕、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是谁？历来被弄得面目全非，而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还会越来越复杂。

  首先是当代的一些所谓专家、学者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和浮燥趋利的心态下，大多巳不能称其为研究了：要么是哗众取宠，要么是为地方利益而争夺名人权…所以，根本就不要把他们的“话”当话听——权当是一则商业广告罢了！

   那么，古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？因为在《金瓶梅》问世后，有关它的作者之谜，就如影随形的存在了。谈论最早，影响最大的是：认为《金》的作者是明代大学者王世祯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“证据”就是《金》的文笔实在太好了，非王世祯这样的大家莫属，于是便附会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。

   实际上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其理由除了包括吴晗等先生的诸多考证外，一个很少有人提及的问题就是：小说在当时的地位和封建士大夫们的正统观念。

  明清虽是小说的辉煌时期，但那是后人给它的评价。在当时，小说还是一种不入流的文体，“小说家言”无异于下里巴人，贩夫走卒之言，一般士大夫是不屑为之的。王世祯作为书香门第，世代官宦，主流文坛盟主，正统学界领袖，庙堂显赫之臣，在当时就享有很高的盛誉……所以，他有可能欣赏这类作品，但决不会自已动手创作这种作品。更何况如《金》本中的大量性事描写——在理学盛行的明季，在士宦文人的心目中，这是有辱圣贤斯文的大逆不道，他们绝不会越过这个雷池的！

  另一个孛论就是：作品艺术性高，未必就一定是主流文坛高手所为！从《金》本描写的内容看，则可能恰好相反。这个孛论否定了民间有许多大手笔人材的存在，也过份肯定了科举制度诞揽人才的功能。流落民间，怀材不遇的良士大有人在。《红楼梦》如不是有：曹雪芹先生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……几句话，以它的艺术成就，是否就该断定是同时代的纪晓岚所为呢？

   那么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答曰：非常简单，也非常肯定，那就是书上所刊发的“兰陵笑笑生”，这就够了！

    如果非要给它探究个身世，那也应该在私塾、账房、清客、门人、师爷、江湖艺班、剧作家……之中寻找。他应该是位落拓不得志的文人，放浪于市井之中，混迹于富豪之门；既熟悉社会中下层生活，又洞悉封建官商阶层的尔虑我诈；他玩世不恭，又无可奈何；即是蔑视传统的叛逆者，又是固守封建说教的迂夫子；是一位想用因果报应手段来惩罚恶势力的“小人物”。

   所以，切不可胶柱鼓瑟，椽木求鱼，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复杂了！

  〔3〕、目前的《三国演义》作者标为罗贯中，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比较复杂，70回本为施耐庵，100回和120回本则标为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。有一种意见认为：施是罗的老师，《水浒》的后半部就是罗贯中替老师补写的。这个论断到底有多少证据支持？咱不知道，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。

  我不是考据学家，但我可以从作品本身作出判断——聊且称为“实证学家”。我们姑且认为罗贯中作了《三国演义》，施耐庵写了《水浒传》。那么，这两部作品的面貌风格是迥然不同的，《三国演义》从头至尾写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争，有得气壮山河，有的诡谲多变，一场战事一个样，即不雷同，又妙趣横生。可见作者罗贯中是个写战争体裁的高手。

  而《水浒传》则是个写人物传记的高手，如前六、七十回的人物，大多个性鲜明，呼之欲出。但到了聚义后大的战争场面，则显得力不从心。特别是征田虎、征王庆、征大辽和征方腊，即潦草粗糙，又匆匆忙忙，如赶任务一般，毫无新意。而据说这部分恰恰又是描写战争高手的罗贯中所补写，岜非咄咄怪事！

  中国武术界有句行话，叫作：行家一出手，就知有没有！对于艺术问题，艺术本身就能给出答案，又何必“皓首穷经”的去翻古纸堆呢！

  〔4〕、关于《水浒传》的思想性，我给合央视电视剧已经写过一篇文章了，但仍觉意犹未尽。问题主要出在，自“毛”为批“邓”评价《水浒》后，许多所谓专家、学者都搞爬行主义，跟在后面亦步亦趋，直到现在。最近看到两位教授（其中一位姓孔，一只眼睛有点斜，说是孔子的多少代孙），在陕视“开坛”作节目，把宋江骂的狗血淋头，心里真不是滋味——难道这就是我们的“四大名著”吗？

   自从《水浒传》问世后，不管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如何抵毁和禁锢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：《水浒》和以宋江为首的108位梁山好汉的精神，已深入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之中，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  造成这一影响的主要原因，我以为是：它忠实的描写了一千多年前一伙造反者的真实形象，在现代人看来，他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，走过曲折反复的道路，付出了不该付出的代价……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，是那个时代的反抗模式，是不可复制的！

   我们这个时代养活了一批懒汉学者，动不动就给别人贴“马列主义”的现成标笺。孰不知千年前的宋代（小说的背景时代），和600年前的明初（小说成书时代），还没有马列主义呢！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中国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依然类乎《水浒》的方式在进行着。

  我举一个最能给《水浒传》作注角的近代作品——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品，那就是曹禺先生的话剧《原野》。

  佃户仇家和地主焦家并不似黄世仁和杨白老的关系，而是有着“通家之谊”的。仇家的孩子仇虎，不但和焦家的孩子大星是儿时的玩伴，且拜大星的母亲——地主婆为“干娘”。老地主为了占有佃户的老婆而逼死了老佃户夫妇，虎子不得不逃亡出走。多年后，他长成了一条壮汉回到了地主家中。此时，老地主已死，地主婆双眼已瞎，大星也已娶妻生子。不明就里的大星对仇虎的归来欢欣鼓午，但为了报仇，虎子还是残忍的杀害了把他当亲哥的怯弱大星，勾引了大星的媳妇金子，并设计让瞎眼地主婆打死了自已的亲孙子。而大仇已报的仇虎，却在逃亡的密林中精神崩溃……

  分析《原野》和《水浒传》，我以为有三个共同点：

  一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截然分开的，他们在经济上，亲情上和生活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  二、阶级冲突并不一定都是政治原因，被压迫者的反抗，往往是残忍的，盲目的和不计一切的。

 三、被压迫者在造反和反抗的过程中，或过程后都会在传统观念和叛逆行为间进行痛苦的挣扎和斗争。

  这就是中国人数百年来热爱《水浒传》的原因，也是我们现在肯定《水浒传》的原因——请不要用欣赏《井冈山》和《延安颂》的标准去审视《水浒传》。

  〔5〕、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之间，并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如《西游记》最后“经回东土，五圣成真”，大团园式的结局，即完整又完美。但《红楼梦》最后几十回却被迷失了，虽然遗憾，但并不影响《红楼梦》的完美性——这就是行话常说的“残缺美”！甚至正因为它的不完整——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才更激起读者的兴趣和胃口，诸多如“探佚学”、“脂批学”、“版本学”等《红学》分支才得以更有意义。正所谓：“成也肖何，败也肖何”之谓也！